走向自立的南部教會
日治中期台灣教會2(1935–1937):殖民主義、信仰認同與本土關懷的歷史轉折
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
1865–2015
前言:教會界的思潮與動向(1935–1937)
1930年代,南部教會進入本土化的重要歷程。台籍牧師人數已是英國宣教師的五倍,更從單一中會擴增成四個中會(台中、嘉義、台南、高雄),提供本地信徒討論、決策及執行的空間,對教會的質、量成長甚有幫助。
行政方面,南部教會為加強管理,設立佈教慈善會、建築部、傳道部等附屬單位,接部就班確立制度。1930年代是南部教會走向自立與組織化的重要時期。
1934年教勢統計
33,444
禮拜人數
南部教會信徒總數
1.1%
佔南部總人口
基督徒比例
一、南部教會70週年
1
1931年
英國韋斯敏斯德學院師生募集一萬圓,提供台南神學校聘任教師之用,後再募款一萬圓分五年支付。
2
1932年
英國母會派董事布蘭德等人訪視,南部教會提出三點建議,獲母會一致肯定,支持「自立、自養、自傳」基礎。
3
1935年
長老教會傳入南台70週年、巴克禮牧師來台60週年、長老教中學創設50週年,象徵基督教本土化的重要里程碑。
4
1935年10月
南部大會在台南堂會(太平境)隆重召開紀念祝賀會,英國母會、中國閩南大會、嶺東大會代表均出席。
70年間,英國長老教會派遣62位宣教師,共培育傳教師289人、教會120間及信徒三萬餘人。
巴克禮認為教會的前途無人知曉,但盼上帝保佑,使信徒盡忠服事上帝、關心教會增長。基督徒充分表達南部教會慶祝七十週年的熱烈與關心,從歷史、政治與聖經的角度,檢討策勵台灣教會的成長。
——《台灣教會公報》巴克禮遺稿〈南部設教70年的回顧〉
二、宋尚節奮興會的影響
所謂「奮興佈道」,講員通常是自由傳道者,未屬於任何宗派,而是接受各地教會的邀請,前往主領聚會。講員經常使用感性的言語、醒目的動作以激勵會眾,促其產生信仰情感的共鳴,並立刻採取回應。
1933年
台灣基督徒聽說宋尚節放棄頂尖文憑轉而傳道的事蹟,引發廣泛關注。
1934年秋冬
宋氏在廈門、鼓浪嶼等地舉行奮興會,每場多達五千餘人,盛況空前。
1935年8月
南部教會致函宋氏,邀請配合南部70週年系列活動舉行「奮興大會」,後延至1936年。
1936年4月
宋尚節抵台,台南場5月1–8日每日三次講道,4,000多人決心成為誠實的基督徒。
「不使用科學、心理學的材料,使人聽不厭倦,有大的感動力,講的是悔罪、重生、聖潔、聖靈充滿、耶穌再臨。所言皆是根本福音的道理,不是平常的演說。」
奮興會的神學特色與社會影響
宋尚節的解經方法
宋尚節相信聖靈給人「亮光」,可以讓人看見隱藏在經文背後的脈絡、中心主題與概括全卷的結構。他獨創「故事解經」,採用「查經式」講道法,新舊約交替使用。

宋氏的查經不談神學研究,但對基督徒的信仰生活,有直接的幫助。他的講道撼動人心,連日人都請其講道,官方雖暗中監視,卻不敢正面干涉。
信仰熱忱重燃
基督徒多人重燃信仰熱忱,為自己的過去悔改認罪,進而組織269個佈道隊,334人志願當自由傳道者。
個人生命轉化
王興武決意赴東京就讀聖經學院;李美玉加入佈道隊後由台南神學校女子部畢業;蔡裕決志成為台灣佈道團長。
天國子民認同
基督徒在悔罪改過時,堅定身為「天國子民」的認同,並激發出向周遭宣教的動力,「報效天國」成為責無旁貸的任務。
三、神學思想與教會觀的張力
神學的定義
安瑟倫(中世紀)
「信仰尋求了解」——信仰不斷試圖探究、勇敢提出問題的過程。
田立克(近代)
神學是教會的一種功能,並服務教會的需要。
廣義定義
「有關上帝的學問」、「信仰的反省而來的一些敘述和實踐」。
1930年代,青年傳教師有志深造,陸續赴日留學,接觸日本教會的精神,並從書籍上接觸到歐美神學思想。傳教師學成返台後,常在靈修會或青年會中進行神學討論,認為神學是「關於教會、置身教會、服事教會」的學問。此一時期,南部有20多位傳教師前往日本留學或考察,神學研究蔚為風氣。

1935年前後的神學論爭:潘道榮牧師撰〈我的教會觀〉,引發北部傳道師投書批評,指其言論傾向自由神學中的宗教歷史學派。雙方言詞交鋒近一年,在台灣教會歷史上實屬少見。此一激烈辯論,顯示當時教會界的言論「可以公開」且「可受公評」,牧者對世界神學主張有深入的掌握。
值得注意的是,傳教師討論神學議題,由於關懷生活之故,認為信仰要落實在國家社會,慢慢呈現「傳道報國」的趨勢,而這所謂「國」的意義,從原本涉及信仰內涵的「天國」,漸漸因教會實踐的因素而擴展到社會的處境,隱約中嗅到政治意涵的「日本國」。
戰時體制下教會的處境(1937–1945)
一、同化政策與教會的肆應
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,為配合日本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」,台灣展開「皇民化運動」,企圖去除漢民族色彩,強化日本精神涵養。
振作國民精神
戰爭初期,基督徒對「母國」與「祖國」的開戰未有立即的反應,信徒認為自己也是「國民」,不但沒有呈現衝突,反而積極傳道,說明基督徒「信仰生活化」、「生活信仰化」的態度。
教會的兩種「獨特奉仕」
  • 祈禱報國:心存「國家命運落在吾等肩上」的信念,神會祝福正義之師。
  • 傳道報國:福音的奉仕即是用靈的能力、血淚與奉獻生命來報國。
普及日語政策與教會的順應
1937年皇民化運動勃興,當局認為「皇民」必須常用日語,於是廣設「國語講習所」。總督府廢除公學校的漢文課,取消報紙的漢文欄,更指示各州廳教化團體,致力於家庭、部落及市街庄的「國語化」。

官方雖有局部地限制當地語言,但並未全面禁止。總督府對學校教育較為嚴格,但並未全面禁止教會在禮拜中使用台語,只有某些地方官員要求宗教人士必須用日語講道。
基督徒頗為配合政策,例如南部教會就曾明文獎勵用日語為兒童授課、採納日本國內出版的教材或開授日語聖經科等。有不少信徒更改日式姓名(已知牧長逾50人),或受政府認定為「國語家庭」。
1940年,南、北多位牧師前往東京參加「紀元2600年式典暨奉祝會」,被選派參加的48位台人代表,都是各界的領袖,南部教會名列其中。
「式典非常嚴肅莊重……實在是國家曠古未有的盛典……各人無不感覺皇恩的浩大。…感覺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也有大光榮。」——楊士養
二、宣教師撤離與教會的自立
中日戰爭爆發後,日本政府對外國人的管制趨於嚴格。1939年,內務省限制外國人居留的權利,甚至旅行都要向警察報備。宣教師一一離去,留下周詳的配置計畫,也避免許多不可預測的危險。
「台灣當然也受到該時勢的影響,南部四中會裡,高雄中會宣稱已在該年春季達成財政獨立;台中和嘉義中會都舉辦特別集會,並發佈聲明切斷與宣教師的關係。」——萬榮華
「台灣人不是日本人,更容易受到懷疑,基督徒的合一必須慢慢成長,不能用機械式的手段。相較於其他宣教區,台灣有絕佳的能力來面對這個遽變中必須承擔的張力。」——安義理
本地教會領袖就在驚濤駭浪之中,倏忽接下方向舵,航向未知的旅程。
三、宗教統合與教會的迎拒
宗教統合的歷程
01
1940年〈宗教團體法〉
日本政府命令各宗教「因應時局」進行合併,以日人為教會代表,斷絕與宣教師往來。
02
1941年「日本基督教團」
在政治力介入下產生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希望加入成為第12部,但申請遭駁回。
03
1943年臨時台灣大會
議決儘速廢除南北「大會」、創設「總會」,南北合一的首回「總會」在彰化召開。
04
1944年「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」
在總督府授意下正式成立,標榜「日本性格」,以上與二郎為統理者。
「你們今天所進行的乃是第一步,但此合一可以說已經遲了,然而第二步,即『內台一如』的工作正在等候你們。」——總督府文教局宗教調查官宮本延人

教團係為宗教統制而成立,但實際效果不大,命運非常短暫。楊士養牧師回憶,上與二郎要籌組教團時,態度似乎「不像牧師,而像警察」,強制將台南新樓土地登記到「私立台北神學校維持財團」名下,引起南部教會極大的不滿。
四、皇民奉公與教會的困境
1941年4月,總督府成立「皇民奉公會」,徹底動員全島襄助戰爭。1942年8月,千餘信徒先組成「台灣基督教奉公會」,不久又改名「台灣基督教奉公團」。
國民儀禮
1943年11月,皇民奉公會通令全台,公眾集會前必須實施「奉唱國歌、遙拜皇居和神宮」的國民儀禮。教會禮拜同樣必須實施,對教義構成極大挑戰。
鍊成會
1943年總督府文教局召開「中堅教師鍊成會」,強調傳教師的「思想改造」,對其灌輸神道宗旨和國民精神,絕大多數傳教師非常排斥。
勤勞奉公
「鍊成皇國民」以勞動服務為臣民義務,基督教奉公會在徵調之列,教會牧師宿舍被徵用,傳教師被迫充任防衛團員。
「我每次在行國民儀禮中,向神宮、皇宮鞠躬遙拜的時候,我的眼目是望著別處,我心裡一點點也沒有敬拜的意思,鑒察人心的上帝必定知道,祂必不算我是在敬拜那些神祉。然而,心靈深處的痛楚是無法抹滅。」——許有才牧師
基督徒的困境:信仰與戰爭的衝突
個案見證
蔡培火
1937年出版《東亞之子如斯想》呼籲中日和平,被指為反戰通敵禁書,1938年遭拘禁。1941年出版《檄基督教之友》,持續追求東亞和平。
韓石泉
1944年3月醫院遭空襲全毀,長女身亡,打擊甚大。卻在苦難中決定受洗,將喪女之痛交託於信仰的力量。
黃武東
被徵調為防衛團員,宿舍被軍方徵用,憲警不斷施壓要求提出長執名單,以機智應對保護信徒。

日軍唯恐基督徒暗助英美,全力搜查信徒名單。高雄地區木柵和溝坪被禁止禮拜,教堂被徵用為倉庫。多位牧師遭誣陷拘禁,教界陷於恐懼之中。基督徒自認為是按照聖經真理及信仰良心順服為政者,日人卻猜忌、排斥,以民族偏見認為基督徒傾向英、美。
信仰認同的轉變與歷史反思
在台灣的處境,基督教並非主流宗教,「信仰」與「愛國」的衝突相當棘手。台灣只是殖民地,很難像反納粹的基督徒一樣發出嚴正的抗議。德國的潘霍華(Dietrich Bonhoeffer)能夠本乎基督徒的道德感,做出近似叛國的行動,甚至犧牲性命,但台灣受到龐大的國家力量支配,基督徒又僅佔人口1%,很難有所謂「積極」的作為。
在高壓的情況下,多數人採取沉默作為抵抗;若是為了私利迎合政權、配合當局,則須予以嚴正檢視。遺憾的是,置身事內的時人,後來因為受到「去日本化」和「再中國化」的政策影響,其回憶錄或傳記大多傾向扁平化的反日史觀論述。
認同的三重張力
殖民主義:日本帝國的皇民化壓力
大中國意識
漢民族文化認同與祖國情感的牽絆
本土關懷
台灣住民的民族認同逐漸萌生,走向本地人民的鄉土立場
「後人也根據反日史觀,批評時人不敢玩事、沒有勇氣、缺乏信仰良心。這種『後來的聰明』很容易陷入『時代的錯謬』。缺乏同情的理解,讓時人受到雙重的誤會,既忽略忍耐中對傳道的期待,又漠視順應中對報國的熱切。」
結語:走向自立的歷史意義
日治時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部教會的「走向自立」歷程,雖是多事之秋,卻也是教會體質的轉捩點。從1935年到戰後初期,主體意識逐漸轉化、成形,經歷殖民主義、大中國意識到本土關懷的認同變遷轉折。
自立
財政、行政、人事逐步獨立,不再依賴英國母會
自養
本地信徒承擔教會經費,培育本地傳教師
自傳
台籍牧師主導宣教,向本地社會傳揚福音

國家神道最終並未取代基督徒的信仰。在官方強勢的政令與宣傳下,基督徒沒有公開、明確反對戰爭,但不斷忍耐,堅守信仰核心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殖民地的艱難處境中,定根於台灣社會,成為日後接軌普世運動、成立總會的重要基礎。
日治時期的台灣基督徒很多人生而為日本國民,他們「愛國」似乎沒有錯誤。「傳道報國」的理念是否合乎信仰、方式有無適當,確實值得討論,但倘若一般台人的消極應對已是最大的限度,則基督徒的身分認同毋寧是更值得設身處地思考的課題。